“支那事变的解决，光凭武力是没有出路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和武汉政权展开谈判，以达成东亚的永久和平。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皇军将会在若干地带发起攻势，配合政治上的谋略，并对蒋政权的外援路线实施封锁，迫使蒋介石接受帝国的和平善意。”

阿南惟几说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凶狠，但比去年板垣征四郎“打到支那人求饶为止”的说法不知道软了多少，怎么听起来都让人他们有些泄气的感觉。

平沼骐一郎道：“在支那战备的情况怎么样了?阿南阁下，你说说派遣军在支那的实际状况吧，听说支那政府声称在今年反攻，省部有没有安排？”

阿南惟几一听日军在中国的情况，大感头疼，武汉会战的惨败，数十万日军的伤亡导致大批部队需要补充，物资也很欠缺，像大口径的野炮，要补充至少300门。

阿南惟几叹了口气，“省部计划在支那仍然保持70万以上的兵力，现在扬子江以北的华北和华中12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驻蒙军1个师团个独立混成旅团；长江以南地区，11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

现在支那派遣军最大的问题是新兵的补充不够，许多人已经在社会上从事了十几年的工作，又被拉上前线，新兵的训练也不够，航空部队和防空力量更是痛感不足…而我们的对手，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并且不乏像26军、18军这样强有力的部队，据可靠消息，支那名将许鸣正在西南训练新兵，显然武汉方面准备积极对皇军展开攻势。此外，支那各地的游击队发展极快，畑俊六大将回京时，曾告诉我在支那的游击队总数超过了200万！他甚至在华中派遣军总部，离南京城不到5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支游击部队！”

“难道帝国军队不能展开讨伐吗，当初在满洲不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大部分的抗日武装？”

“首相先生，对游击队的讨伐，皇军已经丧失了最好的时机，在去年刚刚攻占南京和徐州的时候，那时候的支那游击队，还没有任何组织，就像出生的小草一样，容易拔除，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长出了根!想要进行彻底的治安肃正工作，还必须要切断各个游击队的外援。但支那的土地太广阔了，派遣军还要面对数百万支那正规军，参本第7课经过计算，如果皇军同时与游击队和支那军作战，不仅需要超过100万的兵力，军费至少要增加40亿！”

一说到钱，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跳了起来，“什么？要再增加40亿！阿南将军，藏省无论如何也筹不出这么多钱，你一定要的话，我只能考虑辞职！”

就这样的人还能做财政大臣？一点冷静的气度也没有，阿南惟几忍住对石渡的鄙视，冷冷地道：“作为陛下的臣子，难道遇到一点点困难就要辞职？现在支那的事情进入了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要多想想办法！”

平沼首相看石渡庄太郎被说得满脸通红，石渡毕竟是他举荐作为藏相的，平沼骐一郎打圆场道：“阿南将军阁下，如果要40亿军费，藏省是没有这么多钱的，除非印钞票，可这后果太严重了，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用这个方法。”

印钞票可不仅仅带来通货膨胀，它事实是消灭中产阶级和剥夺人民的财富，很容易引起国家的动荡，而且光印日元也是不能到国外买东西的。

会议陷入难局，更准确的说，是日本陷入了难局，一场长期化的大规模战争，远非日本这样的国家所能承受的，前任藏相贺屋兴宣离任前对工商大臣吉野兴次道：“昭和14（1939）年帝国本土可能会有粮食危机！”德国为什么会输掉一战，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

突然，很长时间没说话的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道：“帝国如果能和支那政府进行谈判解决的话，就可以抽出长期战争，然后用来充实国力和加强对苏战备。”

有田的建议，在别的国家是行的，打仗有困难，谈判来解决，是大多数国家解决战争问题的方法，但对于现阶段的日本却难走得通。

首先是没有谈判对象，日本在占领南京后，要中国先提出求和，显得日本有面子，然后要求“承认满洲国”、“划分华北、华中非武装区”、“赔偿军费”…

结果陶德曼调停失败，接着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目标”，这可不是不和对手打仗的意思，按日本外务省的解释，是“日本不承认国民政府，比否认更强硬，把它（国民政府）彻底抹杀，”同时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宣布不再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中日问题。

有田上台后，搞出了一个“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声明，意思是中国人，赶快来谈判吧，我现在同意你作为对手啦！没想到中国方面压根不睬，好像没听到似的。现在让日本政府再主动提出和对手谈判，不说别的，丢面子的事情没人肯干的。

而且中日双方的谈判条件相隔太远，中国要求回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况，意味着日本的70亿军费和数十万军队的死伤白费了，而日本，要求中国割地赔款赔礼道歉几乎是共识。

一时众人无话，现在是打仗打不赢，谈判谈不拢，5个日本高官陷入苦思。

良久，阿南惟几黯然地道：“如果以放弃南京、上海等华中地区为条件，要求支那承认满洲国，华北为非武装区，赔偿日本侨民的损失等条件，你们看能不能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