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的充足，直接刺激了以工场和作坊为主的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又直接刺激了大都督治下各地对人口的需求。所以，从北方“拐带”人口，不仅仅是一种打击敌方的手段，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福建、两广各地的实际发展需求。

文天祥、邹洬、陈龙复、萧资、林恩等人在五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结出了一颗颗丰满的果实。虽然其中某些果实背离了文天祥的希望，但它们凭借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落地生根，萌芽，自我繁衍。即便是文天祥本人，不付出一定代价也难轻易再将其彻底拔除。

以后世眼光看前人，无论是非对错都可以分辩得清清楚楚。而对于正处于当时的人们，却步步荆棘，唯恐自己稍有不慎便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福建大都督府，时间已是深夜，很多人还在忙碌。

“把这份手稿给陈夫子拿去，让他发在咱们自己办的报纸上！”文天祥拿起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轻轻吹了吹上面的墨痕，交给了一直在自己身边忙碌的宋清浊。

“这是什么？”宋清浊瞪大了布满血丝的双眼问道。手中文章是用文言写就，标题却是于正文风格迥异的两个白话大字《国战》。

“关于这场战争的看法，提前给大伙提个醒！”文天祥笑着回答。自从泉州事件发生后，他开始于有意无意间在年青人中传播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带来的好处是，身边的幕僚们与大都督之间步调更加协调，但同时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那就是大伙慢慢变得惟命是从，甚至有些懒于思考。

“哦！”宋清浊嘴里答应一声，腿脚却根本没有动。能得到文天祥的指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参谋部们的很多年青人都渴望着有机会能与大都督多聊聊。

“原来我们能顺利击杀索都，打败张弘范，甚至击溃达春。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自身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而是因为蒙元后方不稳，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草原上。而乃颜覆灭后，蒙元最后的敌人就是咱们，所以伯颜倾力来犯，志在必得。”文天祥看了看满脸求知欲望的宋清浊，低声解释，“在兵力上，光伯颜一路的蒙古军就接近二十万，而从草原上撤下来的其他蒙古军、汉军还会陆续南下。他们都是打了多少年仗的老兵，作战经验、能力都不是咱们破虏军和民间武装能比的。咱们虽然武器略好一些，但硬碰硬的打下去并不占便宜！”

“是这样，江南西路战势一度吃紧，邹将军已经计划再坚持数日后，就撤往第二道防线！”参谋金炎在旁边为文天祥的话提供旁证。他也是指挥学院毕业的后起之秀，因头脑敏捷，思维灵活而甚得文天祥的青睐。

“单纯在军力上，咱没有优势。但国家与国家之争，取胜不仅仅凭军力。物力、民心、决策者的智慧，无一不是关键。北元以劫掠起家，军队积百战之声威，短时间占据主动是必然的事情。我们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做长期打下去的准备。蒙古人没有经营意识，一旦失去了掠夺这项重要财政来源，用不了多久就会发不起官员的俸禄，买不起作战所需要的物资，甚至连承诺给族人和协从者的好处也给不出。一伙强盗分赃不匀，内部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想而知！”

“他们自己之间一定会大打出手！”宋清浊笑着总结。猛然间，他又看到了一个自己原来不甚了解的领域。

连续几个月来，大都督府组织人手在北方散发假钞，限制商人向北方出口食盐、生铁等关键日用品，甚至派船到山东一带“诱拐”百姓。种种不附常规的战法打得蒙元如同一个体力消耗过大的巨人，频频喘着粗气。参谋们习惯性地把这些“损招”纳入阴谋范畴，今天经文天祥一解释，大伙才霍然发现，原来这些也是战争方式的一类。

但这种战术很残忍，报纸上关于北方盐荒、粮灾和饥民死尸枕籍的报道长篇累牍，而一些“善良”的儒者们，自然而然地把种种惨剧的原因归咎到大都督府头上。甚至有“大善人”在报纸上发出呼吁，建议大都督府结束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战斗手段，以免北方百姓遭受池鱼之殃。

而一些以向北方出口日用品为主业的商会也发出了不满之声。断绝食盐和铁器等物资的供应，的确可以严重打击北元的战争能力。与此同时，南方相应的行业也受到了冲击。虽然大都督府为相关产业提供了补偿性措施，并且允许他们向北方出口罐头、糖霜、马车等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商人们的重利心理依然难得到满足。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使用任何战术，只要有效，就是合理的。没人有权力指责被奴役者的反抗手段是否残忍。华夏国大、人多、文明的韧性强。只要把最艰难时段挺过去，挺到敌人的忍耐极限，就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以目前的方式，如果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也同时赢得了整个华夏的复兴契机，整个民族的自由！”

文天祥慢慢地向众人陈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见解一部分来自文忠的记忆里那篇《论持久战》，另一部分是他对眼前这场战局的思考。

以劫掠为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所以南方在这方面的反击频频得手。但是，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伤害的永远不会是被动挨打一方。

据监察院的眼线反映，少数商号的已经筹备走私。个别以出售智慧为生的文人，也为重新开放盐、铁的输出而摇旗呐喊。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在相关部门的铁腕打击下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但大都督府却不得不提前作出些预防举措。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任何破坏性因素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要通过报纸告诉人们，这场战争的意义、目的和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用双方实力的对比和严密的推理告诉人们，积弱已久的华夏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因某次战斗的失利而亡国。

如果是在五年前，文天祥绝对不敢夸口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华夏。而五年后的今天，一切已经与昨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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