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建立，到刘秀出生前两年（公元3年）才初步形成系统。

当时的官学分为5级：中央一级有太学，地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学、校、庠、序4级。其中，太学是国立大学，教授儒家五经（后扩大为六经）。学、校由郡国县邑举办，属于中学层次，专学一经。庠、序由乡开办，属于小学性质。

这么5级的区分，除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地位尊崇外，地方各级学校等级的划分并不明显，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与太学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只有学校出来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这有点类似于过去只有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

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朝廷由太常管教育，他同时还掌管宗庙礼仪事务。

地方学校一律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设有郡史（官名）、乡三老等职务，他们除了管教育，还兼管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王莽掌权后，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没有通盘考虑和部署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工作的情况下，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我们只能说他另有想法。

起初，广大读书人真的以为王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他很是感激。

但是，由于太学生太多，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很成问题。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

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

博士忙啊。

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呆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社会关系差别很大。

这时的太学，管理是很灵活的，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也无法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儿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

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它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包括两汉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注意过，确实很有意思。

为了不过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耽误刘秀同学好好表现，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