啰嗦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不仅如此，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太学里课堂上,今文经学的教学是很枯燥、很辛苦的。

但刘秀同学很喜欢，他认真地学、充分地用，既深得要义、又运用自如。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我们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怎么办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官宦人家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2000多年了至今都没有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我们不想扯远，看眼前的例子吧。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教育上和干部人事上的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

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到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好了，我们大体知道了刘秀的课堂生活，现在看看他课外都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