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刘家爷儿们也不是都靠得住的。关于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大家都熟悉了。

也就是说，刘邦起初分封带来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刘秀认真吸取这个教训，在分封的同时就考虑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忽悠忽悠，搞个什么动作在政治上搅和搅和，并不是个小事情。

所以，刘秀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

大约是在公元36年底、37年初，随着平定巴蜀、全国统一，刘秀君临天下的战略战术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主要打天下，转为主要治天下。

同时，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帝国的战略转型和自己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转变，刘秀对待功臣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家当然还是弟兄，但现在太平了，就要有太平的活法儿！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秀对大家封赏爵位、同时授予军政实权，主要是要激励大家拼命打天下，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他继续对大家更封重赏、取回实权，则主要是要大家安享太平、给文臣让位。

当然，功臣们的威望、以及爵位也都是很有号召力的，鉴于前朝的是是非非，大家还是必须遵守一些规矩的。

这样，刘秀从加强管理、确保政治稳定出发，采取了几个措施，完全把王侯们管理得老老实实。

其一，他所册封的诸侯王国领地十分狭小，小则一、两个县，大则三、四个县，最大的不会超过一个小郡。

也就是说，刘秀册封的一个王侯在自己的领地所能掌握、调动的资源，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地委书记。这跟刘邦当年所封的王侯动不动拥有数十座城池，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其二，即便这样，他还把这些王侯的封国、特别是较大的封国放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分散、穿插在朝廷直属的郡县之间。

也就是说，这些封国不仅处于朝廷伸伸鞭子就能抽到的地方，而且完全处于地方郡县干部的监督之下，谁想搞点儿动作，甚至有点儿风吹草动，朝廷既能看得见、也能管得住。

其三，他重申前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藩王法”和“左官之律”。

这多少有点儿拗口，两个法律的原文也无从查考，但从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完全可以知道个大概意思。

汉武帝刘彻作为刘邦的重孙，是个擅长政治角力的强势皇帝。刘邦对功臣先大肆册封、再大肆打击引发的政治乱局，到他这儿才收拾个差不多。

在跟王侯过招的时候，刘彻为了从国家法律的层面上、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制定并且很好地实施了这么两个法律。

也正是这两个法律，保障和配合刘彻“推恩令”的实行，才逐步解决了王侯们叫板朝廷的政治局面。

对于先祖成功的做法，刘秀当然要实行“拿来主义”。

简单的说，“阿附藩王法”就是规定对于王侯的权势过限、王侯追求法外利益，以及其他人阿谄王侯、或者对王侯不法言行知情不举，要以重法惩处。

“左官之律”则是一种干部人事法规。

“左官”是指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官员。该法规规定，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其职级以及各方面待遇都要低于类似的在朝廷及其地方政府任职的干部，还应该受到歧视；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转任朝廷及其地方政府的干部，应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这两个法律是很厉害的，前者严格限制王侯们追逐法外利益、搞小动作，后者严格控制王侯们延揽人才。

这样一来，刘秀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功臣的举措，在大肆封赏的同时，夺取实权、限制胡来，加上他本人有着别人无法取代的威望，始终牢牢掌握着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军队，功臣们都老老实实地交出军政实权，享受法定待遇、运用法定权力，老老实实，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刘秀在处置功臣上是如此妥善、自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在这儿，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邓禹作为刘秀的小学弟、首席智囊，史称刘秀开国的第一功臣、中兴功臣第一人。

自从河北发展以来，他殚智竭虑地追随、辅助刘秀，刘秀对他的信任和宠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后授予他多个军政要职，定都后又任命他为帝国首任大司徒，让他总理朝政。

在封爵赏赐上，刘秀对他极为慷慨大方，对他册封、定封都是按照侯爵的最高规格，给他的食邑也是侯爵中最多的。

天下基本统一以后，邓禹敏锐地觉察到刘秀治国思路的变化，认为刘秀想“偃干戈，修文德”，不想看到那么多功臣拥兵巨万在京城及其周边晃悠，就率先主动交出兵权，要求辞去军政职务，专心研究儒学。

（乃去甲兵，敦儒学。）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非常满意，陆续罢免了他的多个军职，但仍然让他以朝廷高级顾问（奉朝请）的身份参议大事。

邓禹是儒将，在历史上以足智多谋著称。他品格高洁，待人敦厚，觉得刘秀对自己恩宠无限，自己更应该以身作则，顾大局、识大体，谦知进退，严格按照刘秀的要求去做。

现在，天下已定，他为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淡薄名利、远离权势。

所以，在交出各种军政权力之后，邓禹除了应朝廷招呼参与一些研究性、礼仪性的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儒学、修整家教上。

他的家教科学、严格、而又充满人文关怀，非常成功，足为后人模范。

他有13个儿子。

在一个深受皇帝器重的开国元勋家里有这么多儿子，单是管理好、不出事儿就是很不容易的。

邓禹从儒学的家庭伦理入手加强家庭教育和管理，要求孩子们“各通一艺”，每人都要钻研和掌握一门学问。

同时，他要求全家的生活开支一律取之于朝廷赐封的食邑，绝不允许家人做生意、办产业。

（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对于邓禹的做法，刘秀很是推崇，更加看重他了。

公元56年，刘秀邀请邓禹再度出山，再次担任大司徒一职，并且随自己到东方巡视，参与祭拜泰山仪式等大型活动。

当然，邓禹历经疆场和宦海，早已功成名就，内心十分安详，很能把握自己的位置，处处表现得既恪尽职守，又敛抑谦退。

他的表现得到刘秀及后来继位的明帝刘庄的共同赞赏。

他越是谦虚、知趣，刘秀父子越是满意、越是想对他更好些。

后来，刘庄在追念老爸的佐命功臣、开国元勋时，首批排列出云台28将，邓禹名占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