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点点头说：“是啊！其实朕也看得清楚，这事儿，是不得不做的。只是每行一事，往往天下骚然，奈何？”

看来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庆历变法失败的阴影，李不弃只好给皇帝解说：“臣说君子治国，在知利害的同时，做事不但要务实而且要有做事的术。作同样一件事，术不同，有成事的有败事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更需要行事有术，才能趋利避害。”

赵祯从小就被教育作皇帝要“重道轻术”，听李不弃如此重视术就问：“术真有如此重要吗？”

李不弃郑重说道：“比如隋炀帝，征高句丽、挖运河把国家弄垮了。可是唐朝也三征高句丽，也开挖运河，但是国势却蒸蒸日上。这就是有术、无术之别。我朝立国已近百年，臣以为在开创昌明盛世的同时一些积弊也陈陈相因，如沉疴日久，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论道是不成的，必须务实研究，运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这便如要治沉疴需要更加小心翼翼的下药。医术差的往往针对病因下猛药，但是因为久病体虚，病未必见好，经常是人却没了；医术高明的却是或先治标后治本，或却邪同时要扶正，缓缓图之，虽然花费的时间要长些，但是总有病好的一天。”

赵祯原本也是想做事的，不然不会逼着范仲淹给他出谋划策进行改革。但是他完全没想到刚一改革，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激化到让他心惊胆战的程度。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范仲淹，停止改革。

改革的失败不但给了他巨大的打击，而且让他彻底陷入了彷徨。他发觉过去他学的东西似乎不对啊！老师们从小就教导他，他是皇帝，只要站在大义名分上，振臂一呼，就该天下莫不景从。可是这次改革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范仲淹的十条纲领，在他看来绝对符合大义，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呢？此事后来他反思多年都不得要领。现在李不弃说要务实重术，他觉得眼前一亮，立刻把李不弃当做了一根稻草。

赵祯立刻问：“若是务实、重术，那么便可治国朝积弊了么？”

李不弃说：“臣以为要治国朝积弊必须有点条件。”

赵祯问：“是什么？”

李不弃说：“首先对每项弊端要有深入的研究，不止要知其弊，而且要知道它如何产生，用什么方法改革。其次，要根据清理各项积弊的轻重缓急作出计划，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什么时候改，如何改都要大体有数。最后，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贪一日之功，但要持之以恒，如润物细无声一般。臣以为国朝还有时间解决这些积弊，只要慢慢作，不断作，总有一天可以积弊尽除。”

赵祯就是没作过什么实事，虽然经受过几次打击，但是仍然保持着天真。他一听到李不弃说终有一天能够积弊尽除，立刻心情便阳光灿烂起来，急不可耐地说：“不弃与朕仔细分说该如何作？”

看看赵祯在庆历改革时的行事风格，李不弃可不敢对这位皇帝合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但是有些事情让皇帝来做那可比自己作要容易得多。让皇帝作哪些事呢？这个需要好好斟酌一番，可别象范仲淹一样让这个皇帝给卖了。

而且皇帝在天章阁这么个敏感的地方单独召见自己，这事儿一传出去就得在朝堂上引起各种猜测。李不弃可不想为了不可靠的皇帝给自己拉莫名其妙的仇恨。他想了一下说：“这事儿臣要仔细斟酌一下。容臣明日再与陛下详细说。”

皇帝现在如百爪挠心恨不得现在就把李不弃脑袋掏空，但是看李不弃郑重的样子，也只得说好。

李不弃却又说：“臣所说只是包希仁大都知晓，臣请明日陛下一同召见包希仁，臣的建议若是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好与包希仁一同斟酌。”

这个要求有些奇怪，但是赵祯还是答应了。他也知道包拯是个方正的性子，不该说的绝对不会随便说出去。